武汉承包人拒不移交竣工资料，发包人解除权是否超时效？ - 程才喜律师专业文献 - 律师地图

2026[武汉][合同纠纷] 施工合同承包人拒不移交竣工资料，发包人解除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发包人常陷入一种困境：工程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承包人中途撤场，发包人欲行使合同解除权，却被告知“合同解除权因超过诉讼时效而消灭”。实践中，不少发包人为此付出惨痛代价。合同解除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起算点如何认定？本文以武汉地区一起真实案例为蓝本，深度剖析该争议焦点。

一、案例背景

2020年5月，武汉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下称“A公司”）与某建设集团（下称“B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B公司承建A公司开发的某商业综合体项目。合同第12.2条约定：“若承包人连续停工超过15日，发包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2022年4月，因B公司资金链断裂，项目全面停工。A公司多次发函催告复工，B公司均未回应。直至2023年11月，A公司才正式向B公司邮寄《解除合同通知书》。B公司签收后，向法院起诉，主张A公司解除权已过诉讼时效，合同并未解除。

二、争议焦点：合同解除权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

这是本案的核心争点，也是合同纠纷中反复出现的高频争议。B公司主张：A公司于2022年4月即知晓停工事实，却迟至2023年11月才行使解除权，已超过《民法典》第188条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解除权应归于消灭。

A公司则辩称：解除权属于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而应适用除斥期间。合同未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法律亦无明确规定，A公司行使解除权并未逾期。

三、法律分析

（一）解除权性质决定其不适用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制度针对的是债权请求权，其功能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主张权利”，义务人获得时效抗辩权。而合同解除权属于形成权，权利人以单方意思表示即可变动法律关系，无需对方配合。根据《民法典》第199条，撤销权、解除权等形成权的存续期间为除斥期间，期间届满权利消灭，且该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和延长。因此，从性质上说，合同解除权不适用普通诉讼时效的规定。

（二）《民法典》第564条补正了除斥期间规则

《民法典》第564条第2款新增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自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或者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该条明确为合同解除权设定了一年的除斥期间，变相替代了诉讼时效的适用。如果A公司于2022年4月已知悉停工事实，却至2023年11月才行使解除权，明显超过一年除斥期间。若无中止、中断事由，A公司的解除权很可能已被确认消灭。

（三）诉讼时效之辨：A公司的一线生机

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是“连续停工超过15日”，而停工状态持续存在。承包人的停工行为属于持续性的违约状态，解除权人是否处于“应当知道解除事由”的状态，存在解释空间。

有观点认为，对于持续性违约，解除权的起算点应当自违约行为终了之日开始计算。若B公司至今仍未恢复施工，违约状态仍在持续，A公司的解除权并未起算。但该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分歧。最高法在(2021)最高法民申7519号裁定中认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应从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条件成就之日起计算，而非从违约行为终了之日起算。

因此，对于A公司而言，能否说服法院采纳“持续性违约、起算点后置”的观点，是本案胜败的关键。

四、风险提示

解除权人须“及时行权”。即便法律性质上解除权不适用诉讼时效，《民法典》第564条的一年除斥期间仍是一把高悬之剑，实务中大量解除权因“沉睡”而丧失。
“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举证责任在行使解除权一方。建议发包人在知悉解约事由后，以书面形式固定已知时间节点，并及时发函催告。
优先选择诉讼或仲裁方式解除合同。单纯寄送《解除合同通知书》存在被对方异议而效力存疑的风险，通过司法确认方式解除更稳妥。

五、结语

合同解除权看似是守约方的“护身符”，实则暗藏“期限陷阱”。在武汉及全国法院的审判实践中，因迟延行使解除权而败诉的案件不在少数。作为守约方，务必牢记：权利不用，过期作废。在知悉解约事由后，应在一年的除斥期间内果断行动，不可拖延。